著世界經濟自由化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國際直接投資(FDI)特別是跨國公司的國際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我國經濟中極其活躍的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近年來，跨國公司的投資戰略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變化。面對FDI的新趨勢，我國的引進外資政策面臨著種種挑戰。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后，引進外資的數量在幾年中保持穩定增長的勢頭。為了保持吸引外資持續增長的良好勢頭，中國的引資政策應該做出怎樣的調整？

　　一、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新特點

　　跨國公司在中國一直是非常活躍的，在神州大地不斷涌現的投資熱點中往往能看到其忙碌的身影。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中國經濟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華跨國公司逐漸改變了以前那種僅僅以利用廉價資源、搶占市場、轉移相對落后的污染型生產項目為目的的投資行為。跨國公司對投資項目的選擇越來越注重當地的科技水平和國民整體素質以及市場容量。從全球來看，富有效率且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是吸引外資的前提條件，同時，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優惠政策也是影響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因素。

　　1996年以來，國際資本流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公司以強化市場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為目的的跨國并購異常活躍、高潮迭起。根據1996年至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的統計，全球跨國投資的總流量連續猛增，而跨國并購已經成為跨國直接投資**主要的方式。統計數字顯示，1995年至2003年，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的直接投資占跨國直接投資總流量的70%至85%。在我國，外商投資雖然還是以綠地投資為主，但跨國公司并購國內企業的案例迅猛增長，更為重要的變化是原來與國內企業合資的跨國公司近年來紛紛尋求獨資，形成了一股跨國公司獨資化浪潮。

　　另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跨國公司開始對華進行大規模系統化投資。一方面表現在跨國公司較少向單個的企業項目投資，而較多的是對一個產業的上、中、下游各個階段的產品進行整個產業鏈的大規模投資，即縱向一體化投資。另一方面還表現在外商不僅把生產基地設在中國，研究開發、采購、銷售和售后服務等各個運營環節也開始在中國建立，即實行橫向一體化投資。

　　外商投資也已從初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逐步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目前，外商在華投資**密集的行業有微電子、汽車制造、通訊設備、辦公用品、儀器儀表、制藥、化工等，都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行業。據商務部統計，2002年以來外商投資于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制造業等均有大幅度的增加。

　　服務業成為外商投資的新熱點。加入WTO后，隨著中國服務領域的逐步對外開放，包括銀行、保險和證券在內的金融業；包括批發、零售、外貿、物流在內的流通業；包括增值電信和基礎電信在內的電信服務業；包括法律、會計、管理、公關等業務在內的專業咨詢業都成為跨國公司進入的熱點。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增長幅度**大的是服務業，如金融保險業增長l18%，批發零售貿易業、文化藝術業有較大幅度增長；從合同利用外資情況看，增長幅度**快的是交通運輸和通信，增長了228%；社會服務業增長了40%以上。

　　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但仍滯后于東部地區。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外商加大了對中西部投資的力度。但東部地區依然是外商投資的重點區域，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的區域結構未有明顯改善。

　　二、中國引資政策的冷思考

　　回顧中國利用外資所走過的路程，我們就不得不提及以下的三個階段。1992年以前，中國雖然在政策上制定了很多鼓勵外資和華僑資本直接投資的政策，但真正進入中國市場的投資很少。1979-1991年，合計利用FDI才233.5億美元，FDI占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也很低。第二階段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國內掀起了經濟發展的新高潮，也吸引了大量的FDI進入。當年FDI比1991年增加一倍以上，超過了100億美元。1996年，突破了400億美元。第三階段是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從2002年開始，FDI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突破了500億美元，2003年、2004年也略有增長。雖然總體上看，引進外資對中國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但是20多年的實踐也告訴國人，外資對中國的影響也要一分為二的看待。

　　首先，資金短缺理論并不足以解釋利用外資。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處于資金短缺狀態，但實際上，在20世紀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國國內儲蓄不足、外匯儲備極其稀缺的時期，引進的外資并不多。真正大規模，持續不斷引進和利用外資是在銀行資金出現相對過剩和外匯儲備大幅增長的1994年以后。1984-1993年l0年間，中國引進FDI總計601億美元。1994年銀行存款大于貸款3338多億人民幣元以后，改變了長期以來的貸款大于存款的狀態，而且存貸差一直在持續增加，到2003年底存款大于貸款49059億人民幣元，比1994年擴大了近13.2倍。而1994-2003年的10年間，利用FDI達到4379億美元，是前10年的7.29倍。在國內出現人民幣資金與外匯資金“雙溢出”的狀態下，中國面臨的資金供給面相對較為寬松。因此，有人認為資金短缺理論是否足以解釋利用外資值得商榷。

　　其次，利用外資的另一個動因是可以獲得先進技術。但是研究發現，外資帶給中國的技術并不很先進，相當一部分是其自身已經淘汰或正在淘汰的技術。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春法在北京、上海、蘇州、東莞4個城市對近400家外商投資企業進行了調研。他認為，至少目前看來，FDI的大量引進并沒有帶動中國科技創新的質的飛躍。隨著FDI帶來的大量國外科技，實際上對本地原有的科技是一種“擠出”效應。從產業和商業化角度來說，就是國外先進科技帶來的產品，對國內現有技術生產的產品實際上是一種摧毀，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要想跟跨國公司競爭就必須購買他們的技術，循環始至，我們始終在技術創新上難以有所突破。

　　在引資政策的實施中，也出現了許多“中國特色”的誤區。有些地方的領導，急于建立政績，不做調查研究，未搞科學論證，卻盲目下達不切實際的招商引資“硬指標”，落實到單位和個人，作為考核政績的重要標準。迫于壓力，招商引資出現了“全民運動”，市里搞招商引資，區里搞招商引資，甚至鄉、鎮、村也搞招商引資。一些部門和個人為了完成指標，不問投資者的信譽，不顧投入產出結構是否合理，也不管影響不影響環境保護，敞開大門一概招來。由于層層搞開發引資，人、財、物不集中，造成散、亂、差現象極其嚴重。有些地方由于招商引資的指導思想不明確，搞短期行為，急于求成，在招商時不加選擇，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應該說，為了擴大開放，吸引外資，按照國家政策規定，盡量降低門檻，放寬條件，無可厚非。但有些地方為了爭引外資竟然相互攀比，土地白送，稅收減免。他們大幅度突破國家稅收法規及相關政策的底線。有的地方明確表示，不但地方稅費不收，連中央地方共享稅的地方分成部分也可返還給投資者；甚至有的地方還直接提出零稅費的承諾。很顯然，這是一種明顯的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行為。這種被扭曲了的現象，不僅給國家的財政收入造成大量的損失，有違法行政之嫌，更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內外資企業競爭的不平等。

　　三、引資政策該何去何從

　　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到2004年底，中國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5700億美元，近年外商直接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超過40%，毫無疑問，中國是需要FDI的。但不可否認，目前在國內，引資政策面臨種種挑戰。而在國際上，目前中國吸引外資面臨著兩方面的競爭壓力。一方面，發達國家仍占據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且大多在發達國家之間流動，這些資本何時能流出來，能流出多少到發展中國家，還是個未知數；另一方面，在流向亞洲的國際資本中，以跨國公司(跨國銀行)的戰略視野，資金投資對象不僅有中國，還有韓國、東盟各國、印度等，資本流向相當分散；況且，東南亞國家經過金融危機后也在調整吸引外資的政策和改善投資環境，與中國一爭高低。鑒于國際國內利用外資形勢，國家及時調整引資政策和引資重點顯得十分重要。

　　在**初的引資中，中國主要依靠優惠政策，包括各種財政的、金融的優惠措施，比如減稅、免稅等等。但是，對外國投資者來說，在采取政策優惠以后，還要提供一個非常優良的基礎設施和便利的商業環境。現在，面對跨國公司的種種投資新趨勢，中國的引資政策應該遵循以下原則：通過有效的政策，促進能夠與跨國公司建立長期供貨關系的關聯企業的形成，然后進一步使這些企業聚集起來，形成一種集聚效應，這是適應跨國公司投資目標調整的背景而采取的引資對策。

　　首先，國內各地在相關引資政策調整時，首先要根據本地的比較優勢對自己有一個準確的定位。跨國公司在制訂對外投資戰略時主要是基于生產基地、研發基地、營運中心三方面的安排，那么根據國際慣例來看，跨國公司總是將投資放在配套能力強而且具有外在規模經濟效應的地方，這就要求國內各地在吸引投資時對自己要有一個準確的定位，分析跨國公司會把本地考慮成什么樣的地位，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用發展的思路來招商。

　　其次，促進地方產業群的培育。研究表明，一國欲獲得競爭優勢，不能只靠本國的全球性大企業，更重要的是那些扎根于國土上的中小企業集群。國際上地方產業群的建設經驗對我們有重要的啟示。產業群在一切部門都可以發展，關鍵是發展具有競爭優勢的特色產業。我國加入WTO之后，不僅是高新技術產業，而且服裝業、制鞋業、織襪業、玩具業等很多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都將遇到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產業群戰略向我國揭示了發展這些產業的企業集群、提高創新能力，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產業群的發展勢必大大增強跨國公司在國內的配套能力，能大大降低跨國公司的生產成本。

　　再次，實行“法律環境優先”策略，即把加快建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大力改善外商投資的法律環境，作為利用外資工作的要務。我國吸引外資的要素中，廉價生產要素和市場潛力居于前兩位，尚未集中到投資環境綜合競爭力上。近幾年，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的關注重點已逐步從優惠政策轉到法律執行、產業導向、技術標準等方面，對中國進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增強執法能力和水平，提高監管制度的透明度，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各項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面臨國際資本流動更趨理性的趨勢下，我們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保持外商投資政策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可預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為外商投資創造統一、穩定、透明、可預見的法律環境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增強法制觀念，做到公開、公正、透明，努力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為外商創造良好的法律執行環境。

　　另外，推進“大力促進并購”策略，即把大力促進外資并購特別是跨國公司對固有企業的并購，作為重要的引資增長點。我國加入WTO以后，跨國并購、股權轉讓等新的投資方式應逐步成為外商投資的重要方式。為適應并購這一國際資本重要流動形式，有必要盡早制定相應法律與實施細則，跟上國際資本流動趨勢，這不僅對新世紀我國擴大吸收外資規模和提高引資水平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它將成為我國改組改造大中型國有企業的**佳途徑之一。在實際操作中，要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區別國有經濟在不同領域分布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法，大力鼓勵外商參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組和改革。比如，在有步驟并確保可監管的前提下，我們應盡快制定法規，允許外商以證券投資方式投資國內A股市場。

　　**后，實行“西部大優惠”策略，即推出以土地優惠、所得稅優惠為核心內容的更加優惠的西部引資政策。雖然我國吸收外資的政策已逐步向產業導向傾斜，但是在對外開放中落伍的西部地區隨著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勢必加大對外資的需求，對這一地區優惠政策的傾斜仍是不可缺少的。

　　                                              作者：袁永友

　                                         商務部 研究院 《中國外資》